將兩個指數重整為1983年等於100，可見代表高薪一族的中層經理與專業户員，其實質薪金正逐年拋離代表低薪一族的督導級及以下户員（圖二）。拋離得較明顯的，是1984、1999及2002年等不景之年，分別有中英談判、金融風暴及SARS疫症。

    還有，2003至2006年的復蘇期間，低薪一族的實質工資不斷下降，即使到2007年有所回升，其升幅亦遠遜高薪一族。貧富懸殊表現最明顯的，是批發零售貿易等行業，廿多年來指數大幅擴闊，而金融保險等行業亦自上世紀90年代起出現類似情况（圖三，比較兩線的斜率）。

    不過，并非所有行業都是貧富懸殊：過去廿年的制造業便未見懸殊，而運輸等行業的貧富更大為縮窄（圖四）。由此可見，一些冒起行業如金融保險等，發的暴發，令懸殊加劇；至於一些式微行業，則哪怕是行內高層，亦會漸往下移，形成了大前研一所謂的M型社會。面對社會轉型，鑒於牽涉層面極廣、人數甚眾，政府可做的其實極為有限。

    當社會轉型而又要活下去，一是改變自己，一是改變環境。可以自我轉型的，相信已經轉了；剩下無法轉型的，唯有另覓住處，如搬往內地。無法轉型而又堅持留港者，政府亦唯有作最后支援，不過手法也要符合經濟原則。一如近期的翻炒話題最低工資，已有無數研究證實并不可行，不難理解，於在商言商的成本效益考慮之下，假使薪酬有向下壓力，強迫户主加薪跟強迫他們裁員沒有兩樣。工資保了但失業多了，意義何在？

    早前的價格管制實是上佳的反面教材：要麼限制牛肉麵加價，結果便是分量減少；要麼限制汽油加價，結果就是有油不售。價格管制是不行的，要幫，還是補貼最實際。

    交通銀行資金部 羅家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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