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次，只管機構不管市場亦是徒然。今次引發危機便是因金融創新帶來的，一系列令風險管理失效的新機制及新產品，包括證券化、高槓桿借貸、帳外交易、結構投資工具，和高速膨脹的衍生工具（尤其是信用違約掉期）市場等。負責評估風險以引導投資的評級機構，其客觀性、獨立性亦備受質疑。今后如何平衡監管及創新的需要，將引起很多爭議。

    此外，還有權責平衡的問題要解決。聯儲局參與援救貝爾斯登，便觸發了應否援助不受聯儲局監管的機構，和應否好像對待存款戶一樣去救助投資者等問題。美國一直有分隔商業及投資銀行的法案（Glass Steagall Act），但看來已須檢討。民意調查則顯示，有68％的人不贊成救投資銀行等一類機構，而只有25％贊成。

    以上問題的解決未見於改革方案，這自招來批評：不徹底的改革，其成效也必有限。因此，改革方案只能看成是個起步，由此只可改善架構上的缺點。但即使如此，由於反對勢力不少，故能有多少能通過并落實亦成疑。無論如何，優化監管體系的政策，至少從方向上看，比現時瘋狂救市的行為（特別是聯儲局不斷減息注資）合理得多。

    凌昆